邓小平（1904.8—1997.2），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按照姚坪邓家谱牒“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荣”的排辈，他属“先”字辈，其父邓绍昌给他取名邓先圣，入私塾时学名邓希贤。邓小平是他参加革命后，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改用的名字。

1909年，邓先圣进入离家约1千米的翰林院子私塾读书，老师认为“先圣”与孔子齐名，将其改为邓希贤。宣统二年（1910年），协兴场开办第一所新式小学堂北山小学，邓绍昌又将邓希贤送到北山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1915年下半年，邓希贤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1918年入广安县立中学堂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广安县立中学堂积极支持全国学生爱国运动，成立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游行和罢课。在这些活动中，邓希贤虽然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这对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奠定了他坚定的人生基础。从5月下旬开始，学校处于罢课局面，正常学习无法进行，加上已接近暑期，邓希贤离开广安县立中学，回到自己家中。

1919年，邓希贤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和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同学一道，为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示威请愿，在那里坚持两天一夜的斗争。经过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近一年的紧张学习，通过考试、体检，有83名学生获准赴法，邓希贤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1920年8月27日（农历七月十五日），邓希贤怀着“工业救国”的思想，乘货轮赴法国，希望到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效力。10月，抵达马赛开始勤工俭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因此，情况和他的愿望相反，大部分时间是做工，而且是学不到多少技艺的苦工。到法国两个月后，他去克娄梭钢铁厂做杂工，以后又在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钳工，在火车上当司炉，到饭店做工，收入只够糊口。其间只有很短时间在贝页中学、夏蒂荣中学等学校学习。冷酷的现实，使邓希贤出国留学的理想受到冲击。但是，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着邓希贤等中国留法学生，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在赵世炎、周恩来等的影响下，邓希贤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1922年6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7月，当选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执行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春，任中共旅欧支部里昂支部特派员。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同年6—9月，多次参与组织华人举行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大规模集会和示威。

1926年1月，邓希贤离开法国，到苏联莫斯科，先到东方大学，不久转入中山劳动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邓希贤在中山大学担任过第七班党组组长。当时，控制着中国西北地区的国民联军冯玉祥到了苏联，要求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1927年春，邓希贤离苏回国，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西安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中共党组织书记。这是他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第一个场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邓希贤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西安，赴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担任中共中央秘书。这时，国内政治局势继续恶化。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为适应秘密环境，他从这时起改名邓小平。8月7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总方针。邓小平列席“八·七”会议。会后，中共中央秘密迁往上海，23岁的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机关的文件、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留在国内的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年初，邓小平与张锡媛结婚，张于1930年病逝。

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1929年夏，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同张云逸、叶季壮等先后到达广西，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这时他化名邓斌，同刚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意欲反蒋的李明瑞、俞作柏接触，同时发展革命力量。10月，李、俞公开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把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到左江右江地区。月底，邓小平被任命为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12月11日，他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次年2月，他又同李明瑞、俞作柏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同月，邓小平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李明瑞担任红七、红八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为政治委员。他们在右江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革命政府，使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发生“左”倾错误。1930年10月，中央代表到达广西传达“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红八军因受挫已并入红七军）立即出动，离开根据地打到柳州、桂林、广州去。邓小平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少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后来因部队接连受挫，伤亡很大，才不得不放弃攻击打大城市的计划。中央代表离开后，部队进行整编，兵力已不足4000人。前委决定，部队转向江西，同中央革命根据地会合。1931年2月，红七军占领江西崇义县城，前委决定派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他到上海后，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战斗历程。

1931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当时，红军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形势尖锐复杂。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后方，邓小平到任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前一时期受过“左”倾路线打击的干部群众平反，提高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面貌大为改观。1932年冬，他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1933年春，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地区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主张两种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临时中央开展一场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受到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和党的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苏区边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当时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组织部长罗荣桓决定，把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不久，他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红星》报先后开辟十多种副刊和专栏，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从未中断，被称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底，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随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8月，邓小平随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按照国共双方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5日，调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师长。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和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冀南平原，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太岳和由鲁西等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39年8月，邓小平同卓琳在延安结婚。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的太行山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940年3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的配合下，奋起反击，全歼朱怀冰部和游杂武装10000余人。这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使八路军有可能在敌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军和建设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打击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从1940年8月起，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破击战役。刘、邓率领所部38个团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41年后，侵华日军将重点转移到我后方，实施“三光”政策，到处设立据点，连续不断的“扫荡”，加上连年灾害，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太行分局与北方分局合并，他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他担负起领导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效。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等。他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他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1945年6月，邓小平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地挑起局部战争。晋冀鲁豫解放区在中原，有平汉、津浦、同浦三条铁路纵贯其间，是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原地区。1945年9月，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在晋东南的长治地区进行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全歼进入解放区腹地的闫锡山部队13个师、35000多人，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上的国民党军队。在邯郸战役中歼敌两个军，争取1个军起义，消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作战，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9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国民党军队从山东和陕北两翼发动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豫鲁野战军12万大军，以突然行动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敌56000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道。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跨过陇海铁路，穿越（宽达30多里）遍地积水淤泥的黄泛区，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挺进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区，从此，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直接威胁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30多个旅，约20万人，斗争极端艰苦。但他们以纵队或师（旅）为单位，分工负责，消灭敌保安团队。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同封建地主恶霸进行斗争，组建地方武装和民兵，创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刘邓大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并同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两支野战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阵势，牵制吸引敌人南线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

1948年5月9日，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11月，淮海战役开始。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淮海战役中，蒋介石集结嫡系精锐部队共有5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的部队80余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参战的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加上地方部队共60余万人。淮海战役一开始，担任国民党军队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两个军在阵前起义。中原野战军在徐州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在会河和涡河之间的双堆集地区经过20多天的激战，全歼黄维兵团。接着，华东野战军又歼灭由徐州突围西逃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经过66天的作战，共歼敌55万5千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

1949年3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受命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4月21日，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两支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发动京沪杭战役。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千米的漫长战线上，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覆灭。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19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同刘伯承、贺龙率部进军大西南，迅速消灭盘踞在西南地区的90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占领云、贵、川、西康诸省，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全境，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12月2日，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同刘伯承、贺龙等在指挥部队坚决追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广泛发动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民主政权的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在此期间，作出兴修成渝铁路的决定。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完成了中国大陆的解放。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1952年7月，邓小平奉调到中共中央工作，任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他提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财政工作要有全面观念。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指出执政党面临新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他比较顾全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人。1959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长达十年。这十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邓小平一直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这是他工作最繁忙的十年。他积极贯彻八大的路线，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左”的错误严重泛滥，接着是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他到农村调查，在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上提出纠正错误的意见。他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对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及正常的生产秩序，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起了重大作用。他还主持制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2月，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中共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年5月，他提出要做好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用“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一次解决。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许多农村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62年7月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1956—1963年，邓小平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1966年，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后被撤销一切职务。亲属受到株连，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1969年10月24日，邓小平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干钳工活。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只有他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三人相依为命。在这期间，他阅读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书籍。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3年2月20日，根据中央通知，邓小平全家离开江西返北京。3月9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并告毛泽东：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泽东批复：“同意”。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8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74年4月，他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大会上发言，系统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毛泽东评价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生病住院后，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力挽狂澜，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以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他指示有关部门先后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个文件。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等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起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乘机诬陷，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中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叶剑英、陈云等的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当时中国面对的局势十分严峻，任务极为艰巨，不仅需要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而且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面对世界形势的发展，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在未来岁月中如何前进规划出新的蓝图。邓小平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从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性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下手。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和谈话中，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两个凡是”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先导。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了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右的思潮。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方向，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他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次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在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他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十三大前夕，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中共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大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要实现现代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要始终如一地搞这件事，扭住不放。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发展生产力中，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他认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

针对旧有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充分肯定和支持农村率先发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他对这个决定给予高度评价。对这场前无古人、情况复杂的伟大试验，他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1979年到1992年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这一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现行领导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必须进行改革。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提出，不改革政治体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他主张全面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国智力，大量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的高速发展带动全国的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以后他又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他对当今时代和我国安全环境作了科学判断，使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他指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要求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自觉地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他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这是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1989年在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候，向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深情地说：“我确认，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97年、1999年我国分别恢复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他的伟大构想得以实现。1983年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一整套外交战略。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他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对许多国家进行访问，接待许多国家的领导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他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提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工作状况、组织状况和领导制度。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的权威。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辞去领导职务。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大，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大家要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的核心，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改革开放胆子再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的这个谈话为开好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邓小平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有很多论述和著述。1993年，89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该书于11月2日出版发行。1994年11月2日，经修订增补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邓小平因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于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